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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勋与他的入党介绍人潘漠华

作者:陈祖南    文章来源:武义新闻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9-9

□陈祖南  吴钟文

  2013年春节刚过,中共武义县委党史研究室就收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刘立强先生寄来的《刘建勋纪念文集》,沉甸甸的文集是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

  翻开文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的题词是:“一生正气,两袖清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的题词是:“刘建勋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早在抗战时期我们就在一起工作,相互之间很了解。他对党忠诚,对革命事业负责,关心人民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办事公道,生活俭朴,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很高的领导水平。他主持修建红旗渠,为太行山人民立了功。他是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序言是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曾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的林佳楣写的《怀念刘建勋同志》。

  再读文集的内容,原来,刘建勋是刘立强先生的父亲,是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主政广西、河南,担任两省(区)的省委第一书记;而我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诗人、中共宣平地下党的创始人潘漠华,则是刘建勋在沧县直隶二中(后改为河北第二中学,今沧州澳门永利线上娱乐平台)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和入党介绍人。

  刘建勋——从学生党员成长为主政一方的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1913~1983),原名刘树功,出生于河北省沧县(今沧州市)大官厅项兴屯。1931年9月经潘漠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中共晋中特委工作。先后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担任中共榆社、武乡县委书记;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太行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军调处执行部驻山西沁县第六小组代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政委;中共江汉区党委书记兼江汉军区政委和第五十九军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先念一起参与领导了湖北省的经济恢复工作。后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5年和1956年,广西省连续受灾减产,造成灾民成批外逃,平乐、南宁两地区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沉痛事件。党中央为了平息这一事件引起的不良影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广西省委的班子进行了改组。1957年6月,任命刘建勋为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广西省军区第一政委(1958年3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为自治区首任第一书记),与时任省长、自治区主席的韦国清等人团结和领导广西各族干部群众,在较短的时间内战胜困难,扭转了被动局面,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广西的农业和工业。1958年5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60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1959年到1960年,河南省又发生饿死人事件,仅信阳地区就饿死上百万人。1961年5月,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建勋深夜被电话惊醒,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召见,再次临危受命,派往河南。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与刘建勋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建勋啊,你命苦,五七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1961年6月,刘建勋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军区第一政委。为解决燃眉之急,刘建勋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教,并按照周总理教给的招数,四处化缘、八方磕头,向各省的负责人求缘,向老战友求助,较快地解决了河南的饥荒问题;同时在全省农村实行“借地渡荒”救急措施,把集体耕地借给农民三五分,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完全由农民支配,让农民自己种粮种菜种瓜,渡过荒年。

  1966年9月,刘建勋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务书记。1967年7月又调回河南,先后担任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递补为中央委员,并连续当选中共第九、十、十一次中央委员;1975年8月兼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83年4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潘漠华——从湖畔诗人到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创建者

  潘漠华(1902~1934),原名恺尧,学名潘训,曾用潘四、若迦、田言等笔名。浙江省宣平县振武乡(今属武义县)上坦村人。13岁毕业于上坦小学。随即考入宣平县立师范讲习所;1920年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创作新诗。1921年10月,与同学汪静之、柔石、魏金枝等发起、组织了杭州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晨光社”。1922年3月,又与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组织了“湖畔诗社”。

  1924年8月,潘漠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文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冬离开北大,到武汉参加北伐军,在北伐先遣军第三十六军第二师政治部工作;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潘漠华愤而离开军队到杭州,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的地下工作。在杭州介绍刚从杭州宗文中学毕业的曾志达入党,并向省委建议,指派曾志达回宣平建党。

  1927年11月,潘漠华回宣平领导党的活动和农民运动。亲自在上坦、上陶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1928年7月,潘漠华到上海转赴厦门集美中学任教;1929年1月回上海,在浦江中学以教学为掩护,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当年春,宣平县委和各区委的领导人遭悬赏通缉。在这危急关头,曾志达等十余人到上海找到潘漠华,潘漠华通过关系,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房子,用自己翻译俄国长篇小说《沙宁》的稿费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还指导曾志达写出《浙江宣平党务报告》,并陪同向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作了工作汇报。在潘漠华的精心安排下,宣平地下党的领导们又返回宣平,筹建红军,重新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1929年9月,潘漠华到开封中学担任语文老师。1930年3月2日,潘漠华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成立大会,代表“中国自由大同盟”在会上致祝词;大会后,潘漠华又到北平,参与筹建“北方左联”的活动,起草了北方左联的《理论纲领》、《行动纲领》和《成立宣言》等文件,同年9月18日,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一院大礼堂召开了北方左翼作家成立大会。潘漠华担任了北方左翼作家三届主要负责人。

  1931年9月,潘漠华到沧县直隶二中任教,“九一八”事变后,潘漠华领导和组织了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介绍刘建勋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在学校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沧县直隶二中成为津南一带的革命策源地。

  1932年12月,党派潘漠华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潘漠华经常在平津之间奔波,领导创办了《前哨》、《北方文艺》、《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刊物。1933年4月,潘漠华与左员一起参加组织了革命烈士李大钊的公葬活动;5月,参加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编辑盟军机关报。1933年12月,由于敌人打入左联内部,潘漠华被捕,先后关押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特务队、天津法院看守所、河北省第一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仍在狱中组织难友进行了三次绝食斗争。1934年12月24日在狱中壮烈牺牲。

  潘漠华与刘建勋等进步学生在沧县直隶二中的革命活动

  有关潘漠华在沧县直隶二中的活动情况,中共沧州市委党史办田桂玲同志整理的《潘漠华活在沧州人民心中》是这样介绍的:

  1931年9月潘漠华由北京受党组织派遣到沧县河北省立二中任教,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潘漠华在省立二中担任高中国文课,在教学中,他不受课文局限,针对学生思想,自编讲义,讲得深入浅出,博得学生敬仰。他通过讲解《诗经》,形象生动地揭露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灌输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他耐心引导学生,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在他和另外几位进步教师共同倡导下,学校成立了社会科学、文学、音乐等研究会,还指导一些有志青年,刻苦攻读《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讲义》等革命书籍,先进思想风靡全校。

  “九一八”事变后,潘漠华积极领导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组织进步学生办起了壁报、校刊,以及大型抗日救国墙报。他亲自为墙报写了题为《怒吼吧,中国》的创刊词。通过这些活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的本质。后来又创办《大众反日报》,每周两期,发至周围各县镇。此外,他还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印发传单和标语,到处散发和张贴,影响很大。

  为了跟学校当局斗争,潘漠华组织了为期三天的罢课,带领进步教师、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罢课期间,学生们聚集在礼堂开会、唱歌、演戏,潘漠华本不爱唱歌,却走上讲台,拉起手风琴教唱《打夯歌》,并在全校迅速传唱开来。潘漠华抓住时机,因势利导,把抗日救亡运动引向全城,举行市民集会,演出救亡戏、活报剧,查禁日货,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潘漠华把师生中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反帝大同盟”成员,还成立了“同志互济会”。他指导学生深入铁路工人中组织了脚行工会,在店铺组织了手工业工会,在码头组织了水车夫工会,在乡村师范组织了学生会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潘漠华通过教学和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经过实践考验,秘密吸收杨钦、刘树功(刘建勋)、陈玉玑、王濯臣、陈绍唐、李鼎声(李伟)、刘义松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杨钦任党支部书记;李鼎声任团支部书记。潘漠华以党、团组织为核心,广泛团结群众,引导抗日救亡运动由自发逐步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方向发展。在潘漠华的领导下,以二中学生为骨干,组织了大规模的下乡宣传活动。同学们分若干宣传队,深入到献县、交河、阜城等津南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学校当局察觉潘漠华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发觉了学校有共产党组织的存在,便预谋进行破坏和镇压。潘漠华预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便着手应变准备工作。他两次去天津,带回一台油印机,交给党团组织,用来秘密印刷传单,安排好和天津党组织联系的地点、人员和方法。果然不出所料,寒假中潘漠华等党员便被学校当局解聘了。潘漠华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革命种子却萌芽、生长、发展起来,二中成了津南一带的革命策源地,影响极为深远。

  关于刘建勋在沧县直隶二中的学习和参加革命斗争的历程,刘立强先生在其《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献给敬爱的父亲刘建勋》一文中作了详尽的介绍:

  童年的刘建勋先是在村里念了四五年的私塾,其间,家里经常为生计发愁。那年月,爷爷一家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为的就是能够继续供父亲求学。刘建勋倒也不负众望,最终考上了沧州县城里的直隶第二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的爱国学生开始罢课,并上街下乡宣传抗日救亡,还自发成立了反日会。在一次大会上,刘建勋激情满怀地登台发表演讲,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他的发言鼓舞了同学们的抗日情绪,受到了普遍的赞扬。

  在此之前,学校里来了两位进步教员,一位叫吴月亭(即武月亭),一位叫潘企明(据武月亭的介绍又叫潘模和)即我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诗人潘漠华。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吴月亭担任学校的训育员,一般不出头露面公开活动。潘漠华则教授国文课,给学生讲解无产阶级进步文学与资产阶级腐朽文学的区别。他还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批判当时的时政弊病,宣传、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央苏区的情况,令学生们眼界大开,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1931年9月,经吴月亭、潘漠华二人介绍,以潘漠华老师请客的名义,在县城十字街南边的一个小饭庄里聚会,刘建勋等七名进步学生加入了党组织,无候补期。那时候党组织开会的地点白天一般选在潘漠华老师的宿舍,夜间则改在教室或小饭馆,有时还在荒郊野外。环境险恶,活动艰难,由此可见一斑。而活动经费主要靠的就是两位老师的微薄工资了。

  刘建勋晚年曾回忆到:当时配合反日开展活动,最有意义的是办了“一、四壁报”(即星期一、四出版),用毛笔写的,内容丰富,文章新颖,读者甚多,有的人还抄上面的文章,它起了很大作用。到后来,除了出版壁报外,还出小报和小册子。几个人又写又刻,连印带发。小报上有短评、新闻、报道、校讯等,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每出一期,大家都争相阅读,影响很大。学校当局无可奈何,就指使反动的“国术会”也出壁报,为国民党涂脂抹粉,结果是很少有人问津。于是就在夜间偷偷往“一、四壁报”上刷粪便,即使这样,还是挡不住大家观看壁报的热情。

   不久后,地下党组织完全掌握了校学生会,刘建勋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在校内,他们先后出版了油印的《大众反日报》、铅印的《沧县中学校刊》,还组织学生罢课,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同志互济会”。在停课期间,学生会把师生们组织起来下乡宣传,宣传活动的范围北到天津市,南到泊头镇、交河县一带。

  1932年4月间,遵照党的决定,刘建勋被派到码头和工厂的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为此,他和另一名党员打入青、红帮内部,以加入帮会作为掩护,还通过关系在北门里一家“摆香堂”,磕头认师排了辈。因为需要逢场作戏,当时把膝盖都跪肿了,好些天行走不便。事隔多年,刘建勋一直将这段逸事当作谈资。

  6月下旬,因为刘建勋等人领导同学们闹学潮,校方威胁要联系驻军抓人,随后贴出布告,以“思想误入歧途”的罪名将刘建勋等几各学生领袖开除了学籍。

  刘建勋清楚地记得,一天中午,他正在宿舍睡觉,突然来了一个同学报信,说有人来抓捕了。情急之中,那个同学还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让他穿上。于是,刘建勋就翻墙逃离,顺利地躲过一劫。

  刘建勋等第一批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大部相继离校后,直隶二中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停止,不断有学生投身其中。譬如,由刘建勋介绍入党的沈士敏同学在1932年12月,就把刘杰(当时叫刘渤生,解放后曾任国务院核工业部部长,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发展成了二中的第三批中共党员。

  杨钦忆潘漠华介绍其与刘建勋等进步学生入党的经历

  关于潘漠华介绍进步学生入党的经历,当年同在沧县直隶二中读书,与刘建勋一起入党的杨钦先生在《“九一八”前后沧县二中地下党概况》、《悼念老同学、老战友刘建勋同志——回忆青年学生时代共同学习和革命的几件事》的文章中则记的更详尽:

  1927年我和刘树功(刘建勋原名)同时考入沧县河北省立第二中学。入校后分配宿舍,因我们沾亲(表兄弟),就住在同一间宿舍内。1931年我们升入高中班,学校请来了潘漠华、吴月亭二位老师。潘漠华老师教国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革命道理,分析国内外情况及革命形势,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过及中国苏区状况,指明中国的未来和革命斗争前途等等,使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坚定了革命意志。一天下午,潘漠华老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谈了长时间后,他表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说:“打算介绍你入党,你同意吗?”我兴奋地说:“同意!”他说:“那好,我介绍你算咱们学校的临时党员,等天津批回来才算正式党员,现在是同志了,老吴(指吴月亭老师)是咱们人。”我出屋时让我叫刘树功谈话。后来一天在十字街南边的一个饭庄里聚会,算潘漠华老师请客,吃饭时说明这些人都是同志了,当时参加的有潘漠华、吴月亭二位老师、李鼎声(李伟)、刘树功(刘建勋)、陈玉玑、王濯臣、杨钦。

  潘漠华老师在校期间,曾去过天津两次,一次带回油印机一台,用来秘密印刷传单、小册子。放寒假时,潘漠华老师感到下学期回不来了,对一些事情都做了妥善安排,把油印机留给我,并规定了通信地点、方法、收信人姓名等。寒假期间,潘漠华老师曾给李鼎声来了一封信,说天津已批准你们为中共党员了,指定杨钦为支部书记。李鼎声给我往家里去了一封信告诉了我。开学后第八天接到化名“王文之”的来信,我们按预先规定用碘酒刷印纸背面,显出了字迹,内容大意是批准你们六人为正式党员,大羊(杨)为支书,小李子为团支书,并希望派人来天津直接联系。六个党员是杨钦、刘树功、陈玉玑、王耀臣、陈绍堂、张德让。团员是李鼎声、刘义松。

  我们在学校开展的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1932年6月,我们被学校当局挂牌开除学籍,并勒令立即离校,否则将由驻军抓人等等。我和树功同志是挂牌开除的头两名。树功同志当时还在宿舍睡觉,他听说后没敢从前门走,由后院越墙而出。我们到了北平,商量未来的出路。当时,河北省的学校都不要我们这几个人,报考北平的学校,我们经济又有困难。我们想起潘漠华老师,因我们到北平,党的关系是潘漠华老师给接上的。我找到潘漠华老师,一天下午三点,在我们租赁的小房间里,潘漠华老师和树功同志谈话。我又是打水,又是在院内洗脸、洗手巾,实际是站岗放哨。谈话约二十分钟,潘漠华老师拿着一本书出来了。我们送的他,看他进了北平大学才放心。树功同志对我说:我要去天津,这是潘老师的介绍信。

  1932年冬,刘建勋从北平到了天津,接上组织关系后,在一个私立小学当教员,月薪十几元钱。1934年秋,天津党组织遭受破坏,损失惨重。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级被捕,刘建勋从天津跑到河北的泊头镇,再次恢复组织关系。1937年春,刘建勋受党组织的委派,带领一批同志奔赴山西太原,结束了长达近六年的白区地下斗争生涯,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儿子心目中刘建勋对革命引路人潘漠华的缅怀之情

  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革命引路人,刘建勋一直铭记在心。据刘立功在《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献给敬爱的父亲刘建勋》一文中忆及: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河南的那些年,父亲刘建勋办公的长条茶几上,不知曾摆放过多少文件、书籍和报刊。印象中,父亲似乎从来不喜欢坐在办公桌前看东西。他的文件,绝对不准我碰,也不允许母亲看,但是,有三本书,父亲不仅自己看过多次,而且他竟然也没有阻止我看。几十年之后,我细细回想起来,总感觉这里面沉甸甸的,好像能够说明点什么。

  第一本书,是一部年代久远的线装古书,里面石刻的插图和文言文都是关于古代灾荒年的描述,非常详细。有的段落章节和图画还挺吓人的。我记得自己看过以后,曾傻傻地问父亲,这些写的都是真的吗?父亲一脸严肃,只是重重地点头,没有吭声。

  第二本书,是当年所谓的反党大毒草《刘志丹》,在封面还是扉页上还印着诸如内部读物、注意保存、不得外传等字样。我看了好几遍,然后一个劲儿地追问母亲这书到底有啥问题,母亲未做正面回答,只是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把书拿到学校,也别和同学议论。

  第三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应修人、潘漠华选集》,那是父亲请秘书从图书馆借来的。这本书在父亲的茶几上摆放的时间最长。

  父母亲都不怎么喜欢新体诗,尤其不喜欢那个年代流行的顺口溜。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自己指着《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好奇不解地问母亲:“爸爸为啥看这个呀?”母亲告诉我说:“潘漠华是爸爸的入党介绍人。”

  在我着手准备撰写纪念父亲的文章时,遥远记忆里母亲的这句话促使我费尽周折,最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料库里找到了一本《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只见斑驳泛黄的纸张早已变脆,而油墨的芳香也已然丧失殆尽。一行一行地看下去,渐渐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跳加速。

  今天,我在此不嫌繁琐冗长,尽可能多地写下所获得的历史资料,就是为了永远缅怀这些“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革命先辈,就是为了矢志勿忘他们“尽我们光明的血汗,去日夜创造我们底宇宙”(潘漠华诗句)的光辉形象!

  而那时的父亲从这些书中,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教训?还是聆听到英灵的天外呼唤?而他想起的,是与革命引路人相处不足半载的日日夜夜?是白区地下工作的艰难岁月?是日后根据地的戎马倥偬?是建国以来的南调北迁?还是时下中州大地的危急局势?

  虽然对于这一切,我统统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父亲肯定是从书中得到了启迪、昭示和激励,增添了智慧、勇气和力量。因为就在那段日子里,以父亲为首的新的河南省委先后做出了三个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支持修建红旗渠、实施“借地渡荒政策”和树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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